顶刊翻车、杰青院长接连被查：一个退学博士掀起的学术打假风暴

Gillen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641082355947405874/

2026-05-18 12:22·三联生活周刊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从4月中旬“打响第一枪”开始，截至目前，自媒体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已经接连举报5名高校教授团队的学术论文涉嫌造假，涉及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等诸多高校。

被网友戏称为“学术圈最严厉的父亲”的耿同学，本硕毕业于吉林大学，博士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专业，去年5月，读到博士5年级的他选择了退学，全职做科普博主。

这场打假风暴因何而起？这些造假，是如何被发现的？

以下是耿同学的自述：

记者｜王怡然

一场意外

发现第一篇造假论文，其实算得上是一场意外。

我从2019年开始做科普自媒体博主，做内容的时候，有些领域我也没那么了解，就会联系咨询一些研究相关专业的同学，时间久了，其中有些人就成了朋友，经常会聊聊学术上的问题。有一天，有个朋友发来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在《自然》（Nature）发表的一篇论文，说里面有些数据像等差数列一样，很怪异，又聊到其实半年前就有人质疑过这篇论文了，不过只有学术圈小范围的讨论，没什么水花。

我看了一遍论文，觉得确实不太对，自己也好奇，就深挖了一下，结果发现了更多的问题。比如8列数据中，第4列加0.3可以完全得到第3列数据，第4列和第8列也有清晰的加减关系；大部分数据都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少数突然变成小数点后两位，而且末位数字都是一样的，要么全是4要么全是5；甚至有两列数据，末位数字全是5。这明显不符合实验室自然数据生成的规律。

所以我当时很肯定这个论文有问题，当即做了视频发出来，没想到火了。我的质疑没有错，5月6日，同济大学就通报了，论文存在数据没有客观计数、图片误用等问题。

我之前也做过打假的视频，依据都是一些公开现象，比如本科生一年发了40多篇sci、论文结论是“益生菌产品可以解酒”这种。在今年之前，我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还能从论文原始数据下手。

一方面，以我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根本想不到有人能假成这样；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隐蔽性。原始数据不是放在论文正文里的，而是单独的Excel表格，需要单独下载。

我是学生物专业的，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科研，读到了博五，都极少会去下载原始数据。只有一种情况，老师说这个论文很好，要求你不止要看论文的主要内容，还要把整个论文里的实验方法都给学了。那我就得把原始数据下下来，按照论文的方法去走一遍。

（图源：@耿同学讲故事）

而且，一般只有好的期刊，一区二区那种，才会强制要求上传原始数据。所以，看起来现在我打假打的都是知名学者，但这不是我有意为之，是因为只有他们的造假能被发现。这些“特别优秀”的论文，老师会让学生去当榜样论文学习。看这些论文的人群足够大，问题被发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我本来以为，打假这一篇就到此为止了，但因为这个视频火了，有很多网友给我投稿各种各样的论文，说觉得它们原始数据有问题，让我帮着看看。所以后面发的几个打假视频，其实都是网友的投稿，我再筛选分析一遍。

这些论文都是生物医学领域的，一是我对这个领域比较了解，另一个原因是，这个领域的造假相对好分辨一些。生物医学做实验比较多，很多零散的数据需要动手去记录，数据量相对有限，而且数据通常是一个系列的，你通过纸面看出数据不对，可以反推实验室操作有问题。但像计算机这种领域，数据量庞大，数据大部分是机器自动生成的，如果你不去实验室看源代码，光看论文和原始数据，无论如何也判断不出是不是有人在造假。

不过，“打假”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一篇论文的原始数据有很多，它肯定不会从头到尾都有很明显的问题，那种假也轮不到我来打。

有些人看了我的打假视频，觉得这些论文“一眼假”。其实，那是因为我用大众能理解的语言拆解分析了论文，单把原始数据放在你面前，你几乎是不可能看出来的。

Gillen

（接上篇）

耿同学用大众能理解的语言拆解分析了论文（图源：@耿同学讲故事）

我分析一个论文的数据，也得花三四个小时过一遍。觉得它不对劲的话，我就把这些数据拿出来，去找我的一个朋友，用他公司开发的软件“跑”一遍，这样才能确认问题到底是什么。有的数据，软件告诉我它们是等差数列，我还得看半天才明白，因为它不是“完美”的等差数列。有的数据，是写论文的人把某个数乘个1.05、1.06的得出来的。尽管我算是“专业人士”，我也没法用肉眼就看出来问题在哪，需要借助计算机软件等算力。也正是基于这些时间和资源成本，我是不可能看到一篇论文就深究的。

薛定谔的数据

做学术这些年，我看过不少觉得有假的论文。我接的打假投稿也很多，其中有疑点的不少。真被我拎出来的论文不能说是是冰山一角，只能说是九牛一毛。说实话，在我们这个领域，如果数据编得像一点，根本发现不了。但凡一篇论文不能被“锤死”造假，只要作者还有空间反驳我，我都不会发视频举报。他们可能用来反驳我的理由我都知道，他们能不知道吗？

比如最常见的理由：图片误用。在一个大图里面有好几个小图是重复的，而且不是那种全篇重复，是部分重复。如果真的不小心用错图，通常是复制粘贴，图的大小和位置都不会发生改变，不会有自己操作的痕迹。但是当这些都发生改变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作者是故意把那张图挪一个位置，做一个旋转或者拉伸放大，让它看起来和之前的不一样，假装是不同实验做出来的结果。

（图源：@耿同学讲故事）

这事儿严不严重，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专业是通过做大量操作性实验来获取数据，记录每次实验数据，最后得出结论。文章中需要附上实验的图片和数据表格，来展示结论得出的过程。但生物学研究和数学、物理这些学科不一样的是，它变量很多，比如实验小鼠的体重、状态，实验室的温度等等，不可控因素也很多，一点改变就可能直接影响结果。所以，图片是怎么来的、数据是否真实客观，这些都很难去核查。

反正现实情况是，如果你因为论文中图片重复被别人质疑了，你说是图片误用，就没人能把你怎么地。补上一张“正确”的图片一点也不难，提出问题，当天就能补上，小鼠、细胞的照片都长一个样，你也不知道这是几年前的照片，还是这个论文实验时的照片，修补成本相当低。

在生物医学圈，真实性充满争议的研究其实不少见。举个例子，由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耿美玉团队宣称他们研发的药物“GV-971”能治疗阿尔兹海默病，论文还发在一个权威学术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上。

耿美玉论文截图

这个药的上市就引发了一场学术纷争。前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多篇文章，质疑这篇论文和药效，说“耿美玉的971是真药的可能性，小于她是中国爱因斯坦的可能性”。学术界有相当多的质疑，比如GV-971Ⅲ期临床有效药物组与安慰剂组在前34周的差值一直维持在0.6分左右，但从第34周开始，安慰剂组突然出现断崖式下滑，从1.5分跌至0.16分。在34-36周仅仅两周内，有效药物组与安慰剂组差值从0.69分扩大至2.54分。

饶毅就公开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研究人员告知安慰剂组病人，他们吃的是安慰剂，涉及实验期间造假。但问题是，饶毅的这个怀疑没有办法得到验证。像这样的质疑最后都只能变成一场“争议”。

就算你做了一遍他的实验，得不出他的数据，你也无法确认，这是因为对方的实验数据有问题，还是因为温度湿度、实验室环境、小鼠健康情况影响实验结果。

我读研的时候有一个师兄，他当时需要做一个实验叫流式细胞术，他都没做过，怎么做都是我教他的，做流式那些管子还是我给他的。最开始，他做实验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实验结果很差。结果一个月之后，他就发了一篇很不错的论文，里面的结果很漂亮，这不符合常理。但我没法说他造假了，我没有证据。

而且，数据不造假，也可以挑选、编辑。

比如说你现在想证明山东人高还是山西人高。你想要证明的结论是山西更高，那我就从山西那边挑50个高的，山东那边挑50个低的，你想要得出什么结论都可以。我管这叫科研“秦桧法”，对我不利的，我编造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去掉它，只留下对我有利的结果，说这个结果是真的。

《机智的住院医生生活》剧照

据我所知，这么做的人有很多。我是去年5月份，读到博士5年级退学的。如果深究起来，我当年的退学，和这种风气也有关系。

那时候，我一周只有周二和周四两天可以买小鼠。送到实验室之后，小鼠需要静置一周，来适应实验室环境防止应激，然后我才能开始实验。我的药物一般都是慢药物，每天给小鼠注射药物，小鼠要培养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才能出数据。这一遍流程，走下来最快就一个月了。

实验很苦，战线拉得很长，这种滋味外人很难理解。能考上博士的人，在求学路上，都是天之骄子。我初中的时候，三年里只有2次没考到全班第一。但生物实验失败，是家常便饭，我做20次实验最快要几个月，里面能有1次结果是我想要的，就已经不错了。不断地失败，没有任何正反馈，这种感觉太压抑了。

但要论证一个药物更有效，同样的实验我重复20次，结果其中19次是阴性，1次是阳性，这一次的结果算不算证明了它有效？理智上告诉我不算。但感性上，我做了这么多实验，拿到一个结果，你告诉我它用不了？我接受不了。

《重启人生》剧照

这个时候，我可以找理由：环境不好、操作失误，说我前面19次实验失败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就成功这一次是因为只有这次所有条件都做对了。其他几次没做成，我把数据“优化”一下不就行了吗？多少人都是这么干的。我也能拿去投期刊，看起来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件事，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那段时间我很迷茫，心理上的压力也很大。那时，我自媒体也有一定收入了，比我毕业找份教职工作的收入还高，所以最后，我选择了退学。

Gillen

（接上篇）

失灵的监管

造假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被发现，它本来有一套监管系统，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好好运行。

外部的监管不太现实。就像我前面说的，没人知道你实验数据怎么来的。收录文章的学术期刊是无法一一核验数据的，它会默认你的数据是真的，只看你的研究是否具有极强的创新性。确保数据真实，是文章作者和指导老师的事情。

在研究组织的内部其实有一个办法来规避造假，那就是重复实验。根据科学实验的规定，生物学实验要求至少重复三次，都做出同样结果，才能证明结果可信。

《女神蒙上眼》剧照

但现实操作中往往存在问题。用蒸馒头来类比：我现在发明了一种新的蒸馒头的方法，蒸出的馒头更白更软。那我怎么对外宣布这个方法好呢？我需要今天蒸一套馒头，明天蒸一套，后天再蒸一套，分三天蒸三次，每一次结果都很好。但现在的流程要求并不严格，有可能是一个人一次蒸三套馒头，对外就说我这是分三次蒸出来的。更过激的，他去外面买三套好馒头，也没人知道。

你可以看出这个流程里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人参与，没有人负责监督他，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造假的空间就无限大。我认为，应该强制由三个不同的人来做同一个实验。造假是有风险的，同一个课题组，三个人一起商量好来造假的可能性不大。

再者，如果导师对学生的结果定期进行跟踪，哪怕是“抽查”，一个月只重复一次，都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我知道有一些课题组，是有这样重复实验的习惯的。但有很多课题组，老师懒得管这么多，都是把一个活儿派下去，一个学生全权负责，到时候交上来一个东西就了事。这样，就算有造假，导师可能也很难一眼看出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我上学时更极端的老师——一学期每周只有一节课，他会集中到一两天内全部上完，把课时强行凑够。“懒”到这种程度的老师，不愿意在教学和研究上多花功夫，自然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把关学生的实验。我“打假”的这些论文，如果说这些老师“冤枉”，他们不参与造假，其实我是认可的。因为太多老师，自己根本不直接进实验室。他可能也没想到，学生里边会有这样的情况。

《非凡医者》剧照

但他们是完全无辜的吗？我想并不是。作为一个老师，他们应该要对经费负责，对学生负责。你适当的结合自己课题组的情况重复实验，也是保护你自己。这段时间，确实已经有很多同学跟我反映，他们的导师开始跟他们要原始数据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这两天，开始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谈的空间，看您这边有什么需求”，我也跟对方直说了，我不需要钱，我也不是为了什么利益来做这些视频的。我也有压力，家里人担心我会被打击报复，都让我不要再发了，还好，暂时我还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但这一轮打假之后，我应该不会再继续了。第一条打假视频发出来之后，我收到了超过100条打假举报，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向我举报假论文了。这么大规模的筛过一遍论文，目前能打的假，可能基本都打完了。
（完）

Gabriel

http://www.banyuetan.org/pl/detail/20260518/1000200033136001779084577354503840_1.html
2026-05-18      来源：半月谈网

“代表性学术成果”署名却位列最后？论文署名不能沦为“权力的游戏”

半月谈评论员 田晨旭

近日，某科普博主实名举报上海大学一教授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涉嫌数据造假。随后又有网民曝出，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官网上该教授个人简介页面显示，该论文被列为其“代表性学术成果”的第一项，但该教授署名却位列最后，引发了舆论对其署名合理性、对论文贡献度等问题的质疑。

据了解，目前校方已针对此事启动调查。虽然调查尚无定论，但舆论质疑却值得深思。署名不仅是成果归属的标志，更是责任承担的承诺。此次曝光的事件中，该教授作为知名学者与团队负责人，理应对自己团队的论文，特别是署名论文的写作发挥好指导作用，对论文成果严格把关。若查实论文确有造假问题，其更应承担相应责任。

舆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怀疑，源于当下时有发生的学术圈署名乱象。此前有媒体曝光，某高校一篇论文署名竟多达13人，其中甚至有与专业毫不沾边的行政人员；某高校副院长安排自己的本科生女儿在多篇SCI论文中不当署名，以套取国家奖学金等荣誉……这些挂着各种头衔的“影子作者”和“幽灵作者”，不仅未能发挥与自身身份地位相匹配的正向作用，对科研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反而肆意透支了学术公信力，让署名成为“权力的游戏”。

学术挂名之所以演变至此，本质上是学术权力失衡与评价标准异化的双重产物。一方面，它成了某些“学术权威”权力寻租的工具。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中，导师往往在学生的毕业、津贴、项目分配上拥有绝对话语权。这使得部分学生即使辛苦产出的成果被导师无情“摘桃”，也只能忍气吞声。另一方面，“唯论文、唯帽子”的评价指挥棒，让论文成了评职称、申项目的“硬通货”。一些毫无贡献的行政领导或行业专家被拉来“撑门面”，把“通讯作者”从“责任兜底人”变成了身份特权、头衔福利，署名成了换取科研经费和社会地位的工具。必须看到，当署名不再代表真实的智力贡献，而是沦为了利益交换的筹码，科研创新的源头活水便会被污染。

想要彻底斩断这股风气，绝不能止于个案的查处，必须多管齐下，实施全链条的治理。首先，必须打破“唯帽子”的魔咒，重构多元化的科研评价体系。要弱化对资深学者和行政领导的“光环依赖”，引导期刊和评审不再“看人下菜碟”，给予年轻科研工作者平等机会。其次，要细化署名规范，压实责任链条。期刊和科研机构应当依据相关规定，严格落实审查职责，让每一个名字都能经得起检验。最后，亟须为基层科研人员撑腰，打通维权通道。对于那些敢于对“挂名潜规则”说“不”的青年学者，高校和监管部门必须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打破“不告不理”和“冷处理”的僵局。

学术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最讲操守，最忌功利。近期一系列被举报和查处的学术不端事件表明，学术界绝非法外之地，更不应成为某些人攫取名利的名利场。我们期待相关高校与机构尽快对被举报事件给予客观公正的回应，也希望每一个署名都源自于付出、经得起考验，进而守护好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科研初心与创新活力，这才是学术界该有的样子。

编辑：张子晴

Edgar

https://mp.weixin.qq.com/s/y-6gFoN-arypDwiHBWoHQQ
原创 张天祁  知识分子  2026年5月21日

退学博士“耿同学”，如何掀起中国学术界这一轮打假风暴

撰文 | 张天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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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上旬，视频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发布视频，质疑同济大学时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发表于《自然》（Nature）的论文存在数据异常，随后该事件迅速发酵。

4月16日，同济大学发布情况说明，称已成立调查组并启动调查程序。5月6日，学校公布处理结果，认定相关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免去王平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并取消其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论文第一作者金佳丽被解除与学校高等研究院的聘用关系[1]。

从同济大学正式发布“启动调查”到公布处分结果，大约用了20天。如果从“耿同学讲故事”最早公开举报算起，仅有一个月左右。这种处理速度，在以往高校学术不端事件中并不多见。

耿同学没有停下来。4月25日，他举报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发表于《自然·癌症》（Nature Cancer）的论文中，补充材料里64组数据在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致，而且有数据重复和小数点末位分布规律异常的问题。5月4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得主、杰青康铁邦成为新的举报对象。5月6日，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也被列入名单。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均已成立调查组，调查仍在进行中。后续，耿同学又质疑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苏佳灿造假。

近期，耿同学的论文在Pubpeer上被人反向打假，称论文图片有两处条带存在异常相似。网友发现，质疑耿同学的，就是最初在Pubpeer上指出同济大学王平造假论文的评论者之一[2]。在知乎的回应中，耿同学表示“图片明显不重复”。此外，他说自己在视频中曾明确提到看到了Pubpeer上面的信息，他也并未宣称自己是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此人如此时间点，发这种不靠谱质疑，请允许我用不太阳光的想法看待他”，耿同学在回应中表示[3]。

耿同学的账号简介写得很直白："吉大生物学本硕，北航生医博五没毕业。努力做生物学科普，因为科学能强国。偶尔也分享科研圈的瓜”。恐怕今年之前没人会想到，这位博士退学的科普博主，能够成功打假杰青、长江学者、院长们，还促使很多实验室开始数据自查。

在与《知识分子》的对话中，耿同学认为，此次打假能收到奇效，和他改变打假方法有关。过去他主要揭露图片造假问题，对方可以辩解是”图片误用”；今年他主要从数据异常和图片PS痕迹两个方向入手，这些不是“误用”能够解释的。

他还说，并不想把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而是希望用什么方法能减少未来的学术造假。

01“我不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

学术打假者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孤勇的斗士，他们带着道德洁癖，势要让造假者得到惩处。但耿同学并不认同这种标签，他说“我不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在他看来，理解行为的环境与原因，比单纯的道德批判更有意义。

“我看问题相对比较理性，更愿意从规律的角度去分析一些事情。谁干了坏事，我不会认为他品德不行，而是考虑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什么因素导致了他做这件事。单纯从道德角度批判没什么意思”。耿同学说。

5月17日晚，耿同学又发布了一条新视频，标题是《给杰青们一个自查机会，拒不整改，再行举报！》。他在视频中直接点名4所高校，表示手中掌握着5名杰青的造假素材，涉及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称这5名杰青团队的代表作存在严重学术造假行为。但这次他没有直接点名，而是公开呼吁杰青们自查实验室发表过的论文。

这次的选择，耿同学在视频中表示自己是退了一步。一方面是家人阻拦，担心人身安全。一方面也是因为发现《自然》正刊和子刊造假的数量远超想象，并不是个案。

“我的目标不是把每一个造假的人都绳之以法。如果只是干掉某一个人，大家没有受益，这件事就没有意义”。耿同学对《知识分子》表示，“我更多是在想如何让中国的科研强大起来，让更多的人受益。我看的是未来，计较过去意义不大”。

不针对个人，而是从改变整体环境出发，这是耿同学在谈及学术打假时反复强调的立足点。

耿同学自己的科研路并不顺。读博期间，他和导师在科研思路上存在分歧。导师安排给他的活，他并不认同。自己想做的东西手里又没有资源。“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的做法合不到一块去”。

疫情是另一个变量。耿同学是2020年入学的博士生，疫情期间在北京连着几个春节无法回家，他被憋在宿舍里，心情苦闷又有生活压力。家里不富裕，而他清楚地知道，就算拿到博士学位前途也未必光明。

那个寒假，他开始在网上找兼职，第一份工作是替一个科普平台解读论文，用约200字概括一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一篇50块钱，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做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文字平台流量有限，就开始自己做视频自媒体。就这样，一步一步做到了现在。

耿同学坦承，即便没有疫情，也会走上类似的远离学术的道路。可能去工厂或者药企实习，只是不一定做互联网，疫情只是让他提前走上了另一条路。最终，即使导师挽留，他依然选择了退学。

亲历过研究生阶段的种种不顺，他讲起“劝退”内容来总能直击痛点。从实验室的人际关系、延毕压力，到导师与学生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他都讲得格外具体、生动。他说，这条路上的苦他自己都吃了一遍，当然是劝退的。

一个密集打假、高喊“劝退”的人，难免让人认为他对学术界带着某种怨气。但谈及自己的选择，耿同学却说，“如果能重新选择，我肯定还是想老老实实走科研这条路。现在这条路并不是我理想的选择，更像是一种被逼无奈”。

身为曾经的科研圈一员，耿同学对造假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他甚至调侃“如果看到造假论文还觉得新奇，那说明你不是圈里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对科研环境完全失去信心。在谈到中国科研的发展时，他说自己还是发自内心地认可。

“从2000年、2010年、2020年这三个时间节点看，能看出明显的进步。2000年科研还非常薄弱；2010年有了雏形；2020年已经飞速发展了。希望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也确实很多，我认可它的发展和批评他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这种既认可又批评的态度，正是他行动的出发点。不是站在外部去攻击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体制，而是以一个亲历者、曾经的内部人的身份，对自己深知有潜力、却又问题重重的领域发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吧”。

科研造假的情况很复杂。有老师装作不知道的，也有老师确实管理疏忽没有发现的。耿同学估计，超过一半的造假是学生瞒着老师做的，老师没有直接参与，顶多是默许。他并不想把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而是用什么方法能减少未来的造假。

“大家看这些造假的事，可能就是图一乐，吃个瓜就完了。但我不希望就这么简单结束。我更希望通过这件事，让更多的课题组导师意识到：课题组的成果我是有责任的，我必须监督好。”耿同学说。

Edgar

（接上篇）

02 不要小看业余的力量

连续几次打假之后，耿同学的名字开始被更多人注意到。但他始终强调，这些学术造假案例并不是自己最先发现的：“起点不是我，论文读者们才是打假的真正起点，我一直扮演的是放大器的角色”。

以此次同济大学案例为例，事情的起点并不是耿同学。半年前，一个研究团队想比较中国论文和外国论文各自的造假比例，在统计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数据异常的论文，将结果挂到了学术论文评论平台PubPeer上。

今年四月，耿同学的一位朋友在微信群里把相关消息转发给他。发现论文里的数据造假太过明显，“但凡认真一点，把数据编得像个真实数据的样子都不会被发现”。

他立刻意识到这不可能是孤例，就像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一篇数据明显造假的论文下面，很可能潜藏着很多不那么明显的造假论文。耿同学推测，能造出如此明显的假，作者过去肯定已经顺风顺水地造假了很多次，逐渐松懈才会放出造假如此拙劣的论文。

于是，他把该作者论文的原始数据全部下载下来，逐一比对。越看问题越多，才有了后来这一系列的打假。

然而，这么离谱的造假论文，最终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自然》这样的顶尖期刊上。代表着学术界最高专业水准的顶刊编辑和权威审稿人加在一起，竟然漏过了一群普通读者就能看出的问题。

在耿同学看来，这直接暴露了同行评议的局限。同行评议说到底看的是论文的创新性，审稿人对可靠性虽然也会评估，但标准往往很模糊。至于编辑环节，《自然》可能并没有专门的步骤去核查数据的可靠性，编辑或审稿人也只是粗略浏览。另外编辑每天可能要面对大量论文，要求编辑逐一进行深度核查，显然超出了其能力范围，这并非态度问题，而是制度使然。

这种制度性的漏洞，恰恰给读者们的业余打假留下了发挥空间，成为了这条打假链条能运转起来的逻辑起点。“读者才是论文最大的检验器”，耿同学说，“一篇论文可能被几万人读过，只要有一个人能看出来问题，造假就会暴露”。

耿同学经常在视频里提到他的群友们，他们提供了不少打假的线索。这个群最初只是几个朋友互相监督论文进度的“打卡群”，后来论文没写几篇，打卡也没坚持下来。但群就这么留了下来，后来变成了大家交朋友、聊共同话题的地方。

这个群活跃的人并不多，经常参与讨论的也就十来二十个人，都是研究生，本职是在实验室做实验、发文章。打假对他们来说是业余爱好，是午休时打开群看看消息、闲着没事回两句的事。“这能算职业打假吗？不能算。但不要小看业余的力量”。

他举了两个社群的例子，GitHub因一群没有利益关系的参与者分享开源代码而兴起，PubPeer靠着一群不是运营者的人发帖和讨论而壮大。“参与者让社区变得强大了，就是这个道理”。

在内容核查上，他们有一套内部机制：耿同学自己发现的问题，拿给群友核对。群友发现的，他自己再核对一遍。“出来的成果，至少经过一遍审核，有些甚至被核查了十遍以上”。

虽然在视频里耿同学不止一次调侃造假论文数据是离谱造假、低级编造、不会使用随机数生成器，但论文中的数据异常，仍然是在详细核对全部数据之后才被发现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一眼能看出来的，需要盯着数据仔细看很久”。

方法上，耿同学主要靠自己的经验去判断论文的真伪，但会借助合作团队开发的软件进行交叉验证。其中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一支名为“5GH”的小型研究团队。他们代表性的打假案例是在2024年，发现大量环境类期刊的编辑为自己的合作者违规大开绿灯。当时也点名了某位在985任职的杰青，但校方没有做出处理[4]。

这支团队的负责人介绍，他们本来从事的是科研运行方式的学术研究，团队不到10人，主要依靠科研项目支撑，资金并不宽裕。学术不端调查属于科研运行方式这个大主线的一部分，但因为涉及负面话题很难单独去申请经费，大家做这件事也是处于职业和业余之间。

两支团队此前没有什么交集，耿同学和5GH建立联系，是在此次同济事件之后才发生的事，前后不过半个多月。过去5GH团队的主要合作者都是国外的学术诚信研究学者和出版商，“国内的合作真的很少，耿同学这次是一个开始”。

5GH团队的核心方法，是用统计手段在大量论文中识别数据异常。具体来说，他们会把同一个细分领域内所有论文的数据汇总起来，建立统计基准，再看哪篇论文的数据明显偏离整体分布。“就像面前站着一群人，一下能看出谁高谁矮”。

这种方法需要先把整个小领域的数据都拉进来，相当耗时费力。好处是不依赖对论文内容的专业理解，只看数据本身的统计规律，能够覆盖各个领域。5GH团队也坦承，现在发现的更多是造假方法粗制滥造的论文，对于精细一些的造假很难发现。

在发现问题之后，5GH有一套固定流程。先把调查结果报告给出版商和涉事学校，走完这个环节才做公开报道。涉及数十乃至上百篇文章的案例可能需要大半年，如果是单篇论文，这个流程可以非常快。

以耿同学举报上海大学一事为例，5GH团队负责人回忆，当时耿同学在周六早上把材料发过来，他到中午就确认了数据存在问题。当天下午，团队便向出版商、学校以及教育部等部门发送了邮件，傍晚六点多将内容挂到了5GH的网站上，晚上九点多又通过公众号发布。整个核查与举报的流程，在一天之内就全部走完了。

根据他们的经验，过往国内高校对这类举报的应对往往是冷处理，也就是当作没有看到邮件。这次能够促使多个学校成立调查组，特别是同济大学给出的严厉处分，对耿同学来说已经是远远超出预期。据他回忆，从2012年他读大学开始，这可能是国内对学术不端个人处分力度最大的一次。

早在2022年，耿同学就已经开始发布学术打假内容，视频点击量也一直很高，但当时的打假动作并没能直接促使相关高校成立调查组。这种尴尬并非孤例，此前国内不乏知名科学家公开举报他人科研造假，可造假者最终要么免于惩处，要么只是被高高提起、轻轻放下。

耿同学认为，这次打假能收到奇效，和他改变打假方法有关。过去他主要揭露的是图片造假问题，但是这个领域存在很大的模糊地带，对方可以辩解是"图片误用"，道个歉修改下论文就蒙混过关了。

今年耿同学主要从数据异常和图片PS痕迹两个方向入手。“图片可能误用，但不可能说是不小心PS了，数据相似到那种程度，也不是失误能解释的。一旦解释不了，就说明存在明确的造假行为”。在他看来，这也是同济这起学术不端事件最终走向实质性处分的关键。

“过去的学术打假更多是疑罪性质，但是疑罪从无，很多时候拿造假者没办法。我今年给出的不是疑罪，是坐实的证据。但凡造假者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就不会被免职”，耿同学说。

Edgar

（接上篇）

03 打假之外，他更想改变什么？

耿同学近期揭露的论文，造假手段大多并不高明，他拿出的证据也常常让人无可辩驳。可如果造假者把数据做得再真一点，打假者还能发现吗？

这是一位记者曾经提给他的问题，当时他的回答是“确实发现不了”，这个答案让他自己觉得很不好受。民间打假终究有限度，而国内学术界主动的内部监督机制，用他的话说，不是失效，而是“根本就没有建立过，等于零”。没有源头上的限制，学术造假自然屡禁不绝。

5GH团队负责人解释，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在全球范围，目前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主动监测学术不端的机构。原因也很现实，这个机构放在哪里都有问题。放在学校里，学校没有动力去调查自己的老师。放在相关部门，他们目前连被动处理举报都已经很吃力了，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撑一个主动监测的机构。

至于事后追责，耿同学在最近的视频里提到，他已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举报了这起学术不端案例，对方也已介入。但他心里清楚，基金委的职责更多是接到举报后进行被动核查。中国一年发表的SCI论文多达72万篇，基金委就算想主动监测也是有心无力。

5GH团队的经验是，如今将学术不端案例上报教育部或科技部后，通常会被转回至相关高校，由学校自行开展调查。深入调查每一个案例，这超出了教育部和科技部的能力范围，即使是事后调查，很多时候也已经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建立一个主动监测机制，除非国家投入一笔大的专项资源，否则以现有的资源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耿同学一直在思考，怎么从源头上去减少科研造假的发生。最终他想起了读书时在吉林大学见过的两个大型课题组。当时这两个课题组无论哪位师兄师姐得到了实验结果，组里都会让一个新来的师弟师妹去独立重复一遍。他们这么做已经超过十年，学生也正常毕业，说明这个方法很可行。

他希望把这个做法推广出去。在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学院层面，他建议专门成立一个小工作室进行重复实验，找一些做实验基础扎实，暂时又没有工作去处的研究生来负责，这样既增加就业岗位，又对研究质量有一定把控。

这种重复实验最好只针对《自然》或《自然》子刊之类的顶刊论文进行核查，在论文发表后，选择论文里相对简单的一个实验复现，不需要重复整篇论文。

如果论文重复不出来，可以先问作者原因，让作者来当面重复。如果还是做不出来，并且作者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那可以去联系出版社撤稿。即使有争议不能撤稿，也可以由工作室对外公布一份说明文件，写明复现结果”。这样读者参考这篇论文时，心里就会有数，对它的信任度自然会降低。

在一些大课题组内，他也希望推动开展重复实验。课题组里如果有同学A报告了一个比较新奇的发现，不要百分之百相信，应该让另一个同学B独立去重复一遍。他补充说，实验室的师弟师妹本来就要做实验练手，拿高年级师兄师姐的实验结果来重复是一举两得，并不增加额外花销。成本很低，但更能保证论文的质量。

耿同学相信，如果每个课题组都能推广重复实验，科研经费就能真正花在刀刃上。“我们现在总说产学研脱节，为什么脱节？因为在研究阶段造假太多了。”他之所以花力气推广这件事，就是希望科研结果能更真实，并能成功实现更多转化，最终给毕业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然而，重复实验目前还只是耿同学的设想，真正落地仍要面对不少现实难题。5GH团队负责人介绍，复现研究这个话题在全球学术界也得到了很多讨论。现在最大的困难在于研究者普遍缺乏参与的动力，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评价体系的限制。重复别人的实验，如果结果一致，往往很难转化为可发表的成果，创新性也不容易被认可。在现有以论文和指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中，这类工作很难直接对应KPI，投入大量时间与经费之后，可能仍然无法形成可交付的学术产出，这在现实中构成了明显的激励不足。

其次，复现研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假设100篇文章中只有1篇有问题。随机选一篇去复现，大概率会选到没问题的论文，做完不会得到任何收获。这种不确定性让研究人员在一开始就缺乏参与的动力。

据他介绍，欧洲有一个项目，计划用4年时间复现100篇社会学论文，但到今年年初，时间过了一半，只复现了8篇，任务完成量连十分之一都没到，这说明研究人员对复现的热情普遍不高。

仅仅是自媒体打假和提出重复实验的设想，耿同学就已经遇到了很多现实阻力。如今不少导师开始主动向学生索要原始数据，部分同学因拿不出数据跟导师起了争执。还有部分同学转头把怨气和情绪发泄到了耿同学身上。

"耿同学让我毕不了业”，这句话成了耿同学最常见到的控诉。甚至出现了一种说法，耿同学对毕业生的危害早就超过了翟天临。当年演员翟天临一句“知网是什么”，让往后数届毕业生毕业论文的查重、盲审标准一夜收紧。耿同学的打假，更让很多学生担心这会引发新一轮对原始数据、实验复现的层层加码。

这些指责给耿同学带来了实打实的心理压力。即使部分同学真的有涉及造假的行为，他也认为这虽然是做了错事，但也是迫不得已。“倒台多少院士我都不伤心，如果伤害到一个普通同学。这个伤害与我有关，我心里也会难受”。

耿同学理解很多学生对毕不了业的担忧。为此，他也在考虑一些折中的办法，试图在保障学生现实利益的同时，让导师把实验做得更扎实。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愿因为这些同情与顾虑，就停下自己的脚步。

“我能理解他们的出发点，但难受归难受，但我心里坚定地认为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得继续推动。”他说，“不能因为理解，就默认甚至陪着一起造假。哪个对哪个不对要分清楚”。

为什么如此执着于推动科研环境的进步？耿同学不想立一个无私的人设，反而大方承认了自己的“私心”。

他直言，自己想追求一个好的名声。正因为希望得到好名声，他要求自己干的事就必须对大家有益才行。关于日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他希望盖棺定论的会是这样一句话：这个人做过一件事，对某个领域产生了某方面影响。

既然在科研发现上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贡献，耿同学现在把雄心押在了规则和机制的改变上：“在体制层面，我希望能做一点事。这恐怕是我能对学界做出的唯一一点贡献了”。

参考资料：
[1] 同济大学. (2026年5月6日). 情况通报. 同济大学新闻网.
[2] PubPeer. (2021). Butyrate Suppresses Glucose Metabolism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via GPR109a-AKT Signaling Pathway and Enhances Chemotherapy. [PubPeer comment page].
[3] 知乎用户. (2026年5月16日). 有网友发现反向打假耿同学和举报同济Nature的是同一人 [知乎问题]. 知乎.
[4] Scientist Press科学人. (2024). 一位杰青的不良编辑记录. 微信公众号